盛可以：“好的作品　自己会走路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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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8-11 17:37:14 |只看该作者 |倒序浏览

在中国文坛，盛可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“幸运儿”——她以尖锐而富于个性的语言，直接而有力地抵达生活深层景观；她的作品，因持续描写“底层人物的艰辛”而备受关注。2003年，她凭借长篇小说《水乳》，获得首届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·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”，此后佳作不断。2011年3月，《纽约时报》亚太版刊发深度报道，介绍盛可以和她的长篇处女作《北妹》，称她为 “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”。这是近年来，自莫言、余华、王安忆等之后，《纽约时报》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最新评论。世界知名出版集团企鹅（中国），也于近日买下《北妹》版权，预计明年出版其英文版。

　　“我不是讲故事的高手，但我愿意深入人性”

　　冷峻、骨感、强悍……这是人们在评论盛可以的小说时，用得最多的几个词语。但5月7日清晨，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拨通盛可以的手机，话筒中传来的温柔声音，让人很难将她与那个观点尖锐的写作者等同起来。“很多人都会惊讶。我有两个极端，反差很大。”盛可以笑着说。

　　湖南益阳的农村，承载着盛可以童年的所有回忆。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，父母对盛可以从来没有刻意栽培，只任凭她在田间地头自由地成长。盛可以总觉得，自己今天对“精简凝炼，意蕴深藏，动感而不凌乱，严谨而不拘束”的写作风格的钟情，与童年的经历不无关系。

　　1993年，盛可以只身南下深圳。工作清闲的她每天都看报纸副刊，看着看着，觉得自己也可以写那样的文章。于是开始投稿，由日记到散文，再到“装老成”的文化评论，她尝到了写作的乐趣。“那时没有用电脑，是真正的爬格子。并不觉得累，摸着手指上被钢笔磨出来的茧，有一种幸福感。”

　　因为成长背景，盛可以对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感到熟悉亲切，自然而然地关注起他们的生存境遇。“他们没有文化，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谋生，承受很多不公正的待遇，甚至欺凌；尤其是女性，到哪都逃不过性别的悲剧性暗示。她们的身体，给她们带来的更多是麻烦，而不是好处。这个沉默和被忽略的群体，从事各种低劣的工作，比如服务员、洗头妹、流水线工人等，承受着各种侮辱与损害。这个群体没有任何话语权和表达力量，我想写她们，想让更多人关注她们。”2001年下半年，盛可以辞职，孤身来到沈阳，着手写书，“我不是讲故事的高手，但我愿意深入人性……”

　　《北妹》是盛可以的长篇处女作，2004年出版。小说的主要内容，是上世纪90年代初，在民工南下的热潮中，少女钱小红离开湖南老家，到深圳打工的生存遭遇。小说描写了她在天生的劣势条件下，如何面对竞争激烈的城市生活，寻找出路，实现并不奢华的梦想的过程。钱小红有原则，有个性，她享受身体，但从来不用身体做任何交易，这使她的生存变得尤为艰难。但她乐观、善良，并体现了咬紧牙关活下去的顽强生命力及捍卫个人尊严的勇气。钱小红认真地活着，她不断地奔波，一直在路上。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农村语境下，在路上早已不是象征性的姿态，而是活着的最真实的一幕。而钱小红，因为“单纯、义气、帅气、生动”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。

　　“作家需要充满洞察力的眼睛”

　　与不少看重市场的国内作家不同，对盛可以而言，写完小说便意味着自己工作的完结，至于销量，那根本不是她要考虑的事情。她甚至喜欢出版人对其最新短篇小说集《可以书》的定位——“小众”，她说这也暗合她对好作品的理解，“低调、内敛，不哗众取宠”。

　　环球人物杂志：商业社会下，你为什么让自己的新作走“小众路线”？

　　盛可以：这是一个阅读口味多样化的时代，阅读潮流的更新换代也快，但这种阅读和文学没有关系。我无意于追风逐浪，只想专注于打磨自己的艺术品。短篇小说是一种高难度的技术活，我非常喜欢这一体裁，它蕴含无限多的可能性。我相信好的作品自己会走路，并且是走得结结实实。这也是我心态平常的原因。

　　环球人物杂志：有人将目前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作家，按年龄层次划分为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三代。你怎么看待他们各自的文学特征？

　　盛可以：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，执着而强大，各领风骚，谁也代表不了谁。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作家，写作独立性更强。至于“90后”的作家们，我没有太多的关注。但我记得，作家奈保尔说过，“文学不需要神童，文学需要的是足够的人生经验”。

　　环球人物杂志：和平年代里，作家的人生经验似乎都相对单纯，如何能写出好的作品？

　　盛可以：只要有人，就有战争。我们所处的时代，表面歌舞升平，内里暗涛汹涌。这个时代，是一个神奇的魔盒，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，一个充满痼疾与隐患的苹果，有些地方在溃烂，有些地方在癌变……这需要作家具备一双充满洞察力的眼睛，一颗敏锐的心，还有必不可少的勇气与责任。

　　环球人物杂志：你觉得中国文学目前较主流的创作趋势是什么？

　　盛可以：目前，国内的文学创作似乎非常繁荣，但也接近平庸，缺乏有大情怀和穿透力的作品。我不清楚什么是较主流的创作趋势，在我看来，写出人性的多种可能性，写出隐晦的真相，写出个人对社会、对时代、对人类的洞察与标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才应该是真正的主流。

　　自然，每个作者都是独特的、个性化的。我对创作个性化的理解是，它充满与俗世抗争的力量，看别人看不到的，敢于冒犯固有的、坚不可摧的、像文物一样被保护起来的腐朽东西。不凡的作家应该去颠覆与重构它。

　　“坚持，就能从悲观中凿出一线亮光”

　　盛可以早几年便已经“走出国门”。2007年4月，她应德国柏林文化宫之邀赴德参加过文学讲座；2008年，《北妹》出版德文节选版，后来又被翻译成荷兰语出版；部分短篇小说也被译成英文、日文在国外的纯文学期刊上发表。除了进入欧美文坛，她的长篇小说《水乳》已签了韩语版，《北妹》的韩语版也在计划中。

　　环球人物杂志：你认为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审美标准是什么？你怎么看待中国文学和作家在世界上的地位？

　　盛可以：长期以来，西方一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，仍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，几分猎奇，几分轻蔑，几分怜悯……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审美标准，很容易将中国文学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一扇窗口，更多地关注作品中的现实因素、政治因素，等等。但近些年来，我能感觉到一种转变，看到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。如今年3月，作家王安忆和苏童进入英国“布克国际文学奖”候选人名单，毕飞宇获得英仕曼亚洲文学奖。这都表明西方对中国文学有一种清醒、理性的认识。但我想，若要保证中国文学有质量地输出，翻译界的环境尚需大的改善。

　　环球人物杂志：翻译影响了我们的文学作品吗？

　　盛可以：汉语太丰富，它的魅力与微妙不太好掌握。没有了语言环境，我不知道翻译后的作品还带有多少原来的气息。

　　环球人物杂志：国内外的读者环境是否也有不同？

　　盛可以：我不知道我接触到的国外读者是否具有普遍性、代表性，但他们的确比国内的读者更纯粹、热情和浓烈。国内读者对文学作品没有过高的期待，好看就行，或者好看也不一定有兴趣看。但一部作品如果仅仅是“好看”，未免流于轻浮。好的作品，一定是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有深入探索的，但这势必对懒于思考、追求快速阅读的读者带来障碍。

　　上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威廉·福克纳就说：“文学已经快要倒退到原始人洞穴里画图记事的时代了。”他用悲观的论调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娱乐时代的通病。但我相信，作为写作者，坚持，就能从悲观中凿出一线亮光。